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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谈古今也从容,谈谈历史题材创作的

发布时间:2019-09-02 20:01编辑:天下免费资料大全浏览(85)

    摘要:任何一种历史记录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性,任何人都不具有界定、说明、解释历史事实的终极权力。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记录掩藏着不同的旨趣,对历史题材的处理遮蔽着不同的利益。“戏说历史”可分为两类:一类“戏说”历史是指以戏剧的形式述说历史,一类“戏说”历史是指以游戏的心态述说历史。一般社会精英易于容忍前者,却难以接受后者;而在普通百姓那里,这种区分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并非所有的“戏说历史”都是合理合法或有价值的,但探索总是应该允许的。能否允许“戏说历史”,是检视一个民族精神是否健全的标尺,也是一种豪气和激情、自信与自省的标志。关键词:历史观;历史剧;历史题材;戏说历史近年来历史剧异常火暴。无论是严肃之作还是游戏之笔,历史剧都带来了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剧,历史剧究竟以“历史”为核心还是以“剧”为鹄的?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理论性、技术性问题,包含着许多特殊的文化涵义。西汶艺术网一般说来,历史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或者某个事物的发展过程、某个人的经历;二是指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某个事物、个人经历的文字记录。虽然自然界、人类社会等的存在、发展变化是不证自明的,但它的处境却甚是尴尬:要么它是不可知的,人类不可能绝对无误地认识、体察它的存在和变化;要么是必定被主观化的,对于历史的观察、记录必定浸染观察者、记录者的主体性因素,受其出身、地位、修养、立场、观点、方法、好恶等因素的影响。这为历史的阐释和再阐释留下了丰富的想像和创造空间。这个观点可能会逻辑地派生出两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第一,任何一种历史记录都可以对已经发生的一切加以取舍剪裁,或浓墨重彩或一笔带过,或以偏概全或以善饰恶,总之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性,虽然在意图上存在着差异——有人刻意扭曲历史有人刻意追求客观。虽然主观性强弱程度存在差异,但本质上并不存在绝对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第二,并不存在绝对主义的一元论的“历史”,历史是多元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因为不同的缘故写出来的历史常常大相径庭,无论哪一种历史记录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唯一”,因为,即使历史事实是可知的,一旦由人写进历史书籍、演义进历史剧之后,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任何人都不具有界定、说明、解释历史事实的终极权力。到目前为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书本了解历史,我们了解到的历史只是别人书写出来的历史,比如我们从司马迁、班固、司马光、欧阳修那里了解我们民族辉煌的过去。但历史的讲法是多种多样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根据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而编写出来的。历史带有主观性,并不存在一元化的、一体化的历史。如果有,那也是借助于政治强权或文化霸权强制规定出来的。历史有客观性,但它的客观性只是一种社会公认性,而不是物质的客观性,历史的客观性毕竟不同于物质的客观性。西方人玩拆字游戏,把历史理解成“他讲的故事”,充满了看透世事、大彻大悟后的智慧。我们许多人并不这样看。我们认为只有古人、文人、精英们写出来的历史才叫历史,否则就有信口胡诌、胡编乱造的嫌疑,这种“王麻子剪刀”式的历史观(“吾乃正宗王麻子”、“假冒王麻子灭门三代”),到现在还颇有市场。在有关历史剧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历史题材”这个概念。“历史题材”这个概念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要经过剧作家的加工和改造,因为它是“题材”,是一种用来写作的“材料”。如果说历史书籍是对历史事实的第一重加工的话,那么处理历史题材则是对历史事实的第二重加工。“历史题材”这个概念本身就暗示出了“戏说历史”成分的存在,也暗示出了“戏说历史”的合理性——当然这里的“戏”一般说来是“戏剧”的“戏”而非“游戏”的“戏”。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戏说历史”才合情合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既取决于历史题材的性质,也取决于剧作者的哲学背景、政治立场、艺术观念、创作原则、艺术惯例等复杂问题,还取决于剧作者拥有怎样的“情”、“理”观。但长期以来绝对主义一元论历史观的存在,使得历史剧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即有“触雷”的危险。久而久之,历史剧作者成了刚入婆家门的小媳妇,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一个个呆头呆脑、形同弱智。当然,无论剧作家具有多么高超的才情、多么丰富的感受,一旦进入历史题材的领域,一切似乎都会变得无能为力,成为一个准白痴。这样的现实顺理成章地造就了许多相当低能的受众。《宰相刘罗锅》在祖国大陆播放时,片头上必须冠以“不是历史”、“民间故事”的提醒,否则必定有人横刀立马、夹缠不清。饶是如此,有些人还是要“鸡蛋里面挑骨头”般地兴师问罪:难道刘罗锅不是历史人物吗?难道那服装、道具、装饰、摆设以及人物的言谈举止……不是在描述历史的一页吗?言下之意,“不是历史”等于“就是历史”,属于“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愚蠢之举。香港毕竟不同于大陆,据说那是没有文化的地方,可《宰相刘罗锅》在香港播放时则去掉了片头的“不是历史”、“民间故事”的提示性字样,这说明香港也有文化,只不过那文化颇不同于大陆地区的文化而已。页码1 2 3 <

    近年来随着历史小说、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大量涌现,关于历史题材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创作的一般原则问题也渐渐受到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关注。应该说,对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进行理论的阐释是一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事情。本文拟以《三国演义》为例来探讨一下历史题材创作的“边界”——文学想象与虚构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来自历史事实的限制——的问题,以期借助古人的智慧与经验来为我们当下的创作实际提供有益的启示。一、当下历史题材创作的成绩与问题首先我们有必要做一下概念的区分。所谓“历史题材的创作”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与历史剧(包括戏剧、电影和电视剧),即基本上按照史籍记载的线索来创作出的文学艺术作品,事件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人物是历史上确曾有过的人物。此类作品也可以被称为“历史正剧”。至于那些“戏说”类作品,即借用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完全凭借虚构来创作出的小说或影视剧不能算作是“历史题材作品”。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热播的电视剧《戏说乾隆》以及后来受到普遍欢迎的《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铁嘴铜齿纪晓岚》、《宰相刘罗锅》之类,均不应看作是“历史正剧”,故而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顺便说一句,本人对时下许多学者从历史事实角度对这类“戏说”作品进行的批评深不以为然:人家并不是在写历史剧,你何苦非要用历史剧的标准来考量人家呢!既然“关公战秦琼”、“宋版《康熙字典》”之类可以在曲艺节目中引人一笑,我们又何必用历史上纪晓岚与和珅的年龄差距来批评电视剧的失实呢!如果我们非要用历史的标准来批评这类“戏说”的编导们,也就难怪人家明言要“气死历史学家”了。20多年来我国的历史题材创作毫无疑问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的,对此我们绝对不应该视而不见,更不应该因为此类作品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而否定其价值。“不以一眚而掩大德”应该是我们对待此类作品的基本态度。那么历史题材作品究竟有哪些值得称道的成绩呢?我以为至少有下列几项:其一、满足了广大接受者的审美需求与乌托邦想象。我们知道,商品关系是最缺乏诗意与乌托邦精神的。随着商品大潮的涌动,我们现实中的人际关系也呈现日益“物化”的趋势。人欲横流、拜金主义、利益原则越来越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但是人毕竟不是动物,人需要精神生活,需要想象与幻想,需要心灵的安顿与超越,乌托邦冲动永远是挥之不去的精神潜能。因此回到古代,借助于再现古人的精神风貌与生存智慧,庶几可以弥补当下精神世界的贫乏,可以寄托现实中日益远去的人文关怀与意义诉求。于是古代的“圣主明君”、“贤臣良将”们就应运而“复生”了。古人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与现代社会当然有诸多圆凿方枘,扞格不入之处,但在当前精神萎靡、价值失范、人们无所适从的情况下,却恰好能够“乘虚而入”,为人们提供想象的空间,使心灵获得“暂住”之所。其正面意义与负面作用委实难以一言以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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